韩瑗因进谏不成，忧愤辞职，而陛下不允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朝堂内外。

许敬宗得知后，先是哈哈大笑，随后便邀请刘弘业过府一叙。

刘弘业也已经打听到了前因后果，接到许敬宗的邀请，他立刻欣然前往。

待看到面有喜色的许敬宗时，刘弘业激动地走上前几步，“许大人，可是时机已到？”

许敬宗笑着点点头，向对待自己晚辈一样温声嘱咐，“二郎，机会难得，好好准备。公道自在人心，老夫和众臣也会站在你这边的。”

刘弘业庄重地行了一个大礼，“若先父沉冤昭雪，弘业定不忘许大人之恩！”

许敬宗笑着扶起刘弘业，叹息道，“老夫当年与你先父同朝为官，颇有交往，常感念其才能出众，坚贞刚直。奈何为谗言所害，令人叹惋。幸有其子，支撑门楣，不忘父冤。无论人情天理，老夫自然愿帮扶一二。”

刘弘业两眼含泪，哽咽诉说，“为先父洗清冤屈，乃弘业毕生所愿。奈何势微力弱，又不得其法。幸有许大人帮扶，弘业才能走到今天。大恩大德，弘业没齿难忘。”

许敬宗又是一番温情安慰，才送刘弘业离开。

没几天，刘弘业便上书李治，“贞观十九年，先父李洎为褚遂良诬陷，被迫自尽。愿陛下重新审理此案，为先父昭雪。”

李洎是贞观年间与魏征、王珪、虞世南等人齐名的谏臣。

贞观十六年，太宗向褚遂良索要《起居注》，想要看看里面都记载了他的哪些言行，还问道，“朕有不好的言行，你也要记吗？”刘洎正好在一旁，便回道，“就算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得。”太宗被这么一说，便不再想着要看《起居注》了

贞观十七年，李治被立为太子。因为之前两个儿子争储，甚至李承乾谋反，再加上早年征战留下的病痛，当时太宗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李治便经常侍奉左右。对此，刘洎进言太宗，“太子十天半月地在宫闱中侍奉陛下，而且东宫辅臣太少，这样不利于太子亲善师友。”太宗采纳其言，令刘洎、褚遂良、岑文本等人轮流去东宫和李治论政。

贞观十八年，太宗让众臣进谏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李勣等人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却说，“最近有人的奏表如果不合陛下的心意，陛下就当面训斥责备，令其惭愧难堪。陛下这样做不利于广开言路。”太宗采纳其言，说自己一定会改。

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句丽，命李治监国，刘洎、马周等人辅政。太宗临行前曾嘱托他们好好辅佐太子。刘洎回应，“陛下放心，若大臣犯罪，臣会立即惩治。”太宗闻言，告诫他，“你这个人疏阔刚直，以后必因此遭祸，切记谨言慎行。”

待十二月太宗班师回朝，褚遂良上奏太宗，“刘洎曾说只要依照伊尹、霍光的行径，辅佐年幼的太子，诛杀有异心的大臣即可。”后来，太宗向刘洎问起此事，刘洎表示并没有这样说，马周也给他作证，表示并非如此。褚遂良却坚持刘洎就是这样说的，太宗便让刘洎自尽了。

对于刘洎的死，众臣都知道是冤案，是太宗给李治消除隐患。当时，太宗身体日渐不好，亲征高句丽后更是直接病倒了。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给李治物色好顾命大臣，在李治还没有坐稳皇位的时候守护他。而面对褚遂良和刘洎的矛盾，太宗选择留下褚遂良。

当然，做出这样的判决，太宗也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

其一，褚遂良跟随太宗的时间更早，其父褚亮当初还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再加上他性情温和谨慎，相比于疏阔刚直的刘洎，他在朝中的根基更稳固，人缘和声望也更好。

其二，当初李承乾和李泰争储，刘洎也卷入其中，他是站队李泰的。当时，李泰只是被降封为郡王，后来还进封为濮王，可见太宗并没有想过真的杀了这个儿子。不过，太宗只是不想杀李泰，并没有让他回来给李治添乱的意思。而在太宗这个老父亲眼里，他儿子李治仁懦善良，柔善可欺，对付不了能和刘洎这种重臣联合的李泰。

其三，褚遂良的话确实为诛心之语。伊尹拥立太甲为帝后又将其放逐，霍光拥立刘贺为帝后将其罢黜。虽然太甲、刘贺确实都不是贤君，但是被臣属放逐、罢免，实在是历代帝王心中的大患。而刘洎本人确实也和太宗说过“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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