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让万四带人护送汪士荣和吴世璠去荆州。

吴世璠暂时是肯定不能送回昆明的。

理由很好找，无非路上受到清兵惊吓导致夜啼，又或受了风寒不能长途颠簸，故为免庶孙出意外，最好是由在荆州的王爷亲闺女、庶孙的亲姑姑暂为照顾。

照顾多长时间，后面再议。

亲姑姑照顾肯定比其他人照顾合适。

合情合理。

不过这封信，肯定得汪士荣写。

因为王五写不太合适。

虽然觉得将庶孙留在荆州不妥，但考虑到王爷一旦起兵大军很快就能杀到长江，到时王五难道还敢不交人不成，因此汪士荣答应了这件事。

眼下，促使吴三桂尽早起兵，无疑是包括汪士荣在内的吴周反清派的当务之急。

用王五的话讲，昆明那边现在是起兵压倒一切。

汪士荣走后，王五则在宜城等了两天。

一是要等奉命调拨给北府的赵进忠、许德义、张天望三人前来交接；

二是陕西方面过来传讯，说是西安将军特使要过来同明军确定俘虏交换事项。

这个特使是王五的满洲老朋友康恩倍。

说起来康恩倍虽然是被迫成为王五的朋友，但他对王五和明军却起到了极大帮助。

慈竹笼一战阵斩西安副都统杜敏、竹山一战砍下的一千多双西安驻防八旗兵手掌，这两起关乎明军生死存亡的战斗，康恩倍于其中都出了很大一把子力气。

当然，康恩倍能从一普通马甲晋升为西安驻防八旗的参领，也是赖王五所赐。

属于相辅相成。

与陕西方面的接触，王五是非常重视的。

他觉得陕西三巨头能顶着鳌拜压力同自己交换战俘，双方未必不能进一步合作。

毕竟，只要吴三桂起兵，那王五这个大清头号大敌的地位就会直线下降。

对陕西方面而言，届时最大的军事压力也是来自于吴三桂，而不是远在荆襄的王五。

远交近攻。

战争，不过是政治的把戏而矣。

更何况陕西作为满清统治体系的一环，必然要受其朝廷小皇帝和权臣鳌拜的争斗影响。

那么，王五与陕西方面就有合作的可能。

合作到哪一步，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这些都可以商榷。

不合作也没关系。

有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就行。

除了这两件事外，在襄阳与洪部院等人敲定分储“细节”的金道台也派人来报，说是北府调派的100位官员已经挑选完毕，不日就将启程前往荆州。

这些官员中品级最高的是那日建言授王五中军都督一职的广西右参政曹一铨。

明制参政就是清制道台。

从三品的官。

搁王五前世，算是经济发达市或计划单列的书记了。

其余官员多为五六品，一半以上没有明朝正式功名，大多是秀才“文凭”，也就是他们没有参加过明朝组织的乡试、会试。

倒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南明以来根本没开过科举。

其中不乏连秀才功名也没有，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自愿投身抗清斗争的。

不少人如张天望兄弟一样，是毁家为国。

但就是这些根本不可能在史书上留名的小人物，气节却不弱于任何一位民族英雄。

想要建立根据地，就得巩固地方。

巩固地方的关键就在于官员的委任。

这一百位官员就是王五建设新根据地的执行者。

没办法，谁让他军中几乎挑不出几個识字的呢。

现在荆州和汉阳、荆门三地的明军政权，其实大多是保留的清朝治理体系，就是与当地的地方保护者们临时合作。

明军这边以不屠城、不扰民、不破坏为条件，地方保护主义者们则以交粮纳税，维持地方治安为条件。

不过这个合作是基于明军的武力威慑，十分的不牢靠。

湖北再来个一片石之战的话，这个体系瞬间就会崩塌。

因此，王五肯定要落实对地方的实际治理，从而将控制区内的人力、物力发挥到最大。

如此这一百个在山中坚持到现在的官员在王五眼中自然成了香饽饽。

南府政权建设虽然放手让汪士荣主持，但不管形式如何，本制还是六房体制。

地方上是六房，朝廷就是六部。

哪怕是几百年后的政权构架，也是以这个为基础框架，区别在于细分出若干衙门而矣。

根据分府协定，南府控制的三府由王五这个中军都督统筹安排。

三地总人口不到百万，明军现实际控制人口五十二万余。

耕地总数是非常可观的，不过荒地数量也多，这自然是因为战乱导致人口大幅下降。

哪怕是清廷给大量无地农民分地，现三地荒地数量仍可供百万人开垦。

因此，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需要。

只需大量招揽流民就可以。

以一隅之地想要成为新三国之一，现成治理模版肯定是孙可望在云南的“营庄”模式最适合明军。

所谓营庄，就是将管

辖区内的土地一律设为规模不等的营庄，再由大西军派出庄头管理。

营庄内的土地统一种植，统一收获，便连种子、农具也统一分发使用。

与后世的集体农庄一个意思。

八旗的旗庄也是如此。

营庄产出，大西军得四分，百姓得五分，田主得一分。

看着百姓只得到收成的一半似乎很少，实际相较交给田主的租子和官府的赋税，百姓实际所得却是更多。

而且在集体生产这一模式下，种植效率远比百姓小户种植要高，收入更高，分配也更多。

虽然田主的收入下降了，但靠着这一分收入也能维持，不至于起来造大西军的反。

靠着这一体系，孙可望才得以云南一地支撑起庞大规模的西营集团，掀起南明最有可能推翻满清的武装斗争高潮。

土地面积上，云南作为省肯定比王五控制的三个市要大的多，但耕地面积云南跟湖北又差得远。

荆州、汉阳、荆门三地的耕地数量恐怕就赶上云南的一半。

因此，孙可望能靠营庄制成为一方霸主，王五这边肯定也能。

但王五知道集体农庄的一个弊端，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营庄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会不断降低。

也就是大锅饭长不了的原因。

短期内还好，时间一长肯定会有出工不出力的懒汉家庭。

如甲农民辛苦生产，乙农民装模作样，最后分配所得却是一样，这能公平么？

所以，再好的制度在设计时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大问题，等到这个制度本身产生问题时只能再一次改革。

或者说变法。

更何况这种体制必然会出现依附西营官兵的“特权”阶层。

而且孙可望在云南的治理非常强硬，框框条条太多，导致商业活动除了西营垄断的那些盐铁外几乎消失。

这就必然导致百姓除了做牛做马没日没夜耕种维持温饱外，压根没有任何消费能力，也没有可供消费的“商品”。

时日一久，谁也吃不消。

当年孙可望于李定国交战兵败后，其原本看似稳固的大后方瞬间全部倒向李定国，未必不是因为云南人民被压制太狠的原因。

但孙可望模式又的确适合眼下明军的抗清斗争需要，毕竟这个制度能为明军提供稳定钱粮收入。

因此王五准备取其长去其短。

打算推行一种变通治理模式。

就是不强迫农民、田主加入营庄，仍就如从前一般收取赋税钱粮。

但加入营庄的官府则保障农民收成所得基数为五分，田主为两分，官府只取三分。

另外就是大力招揽流民组织开垦荒地组建不涉及“土著”利益的营庄。

三年或五年之后即可将开垦出来的土地无偿分给开垦者。

在这期间官府保证开垦者的“基本消费”。

也就是以发工资的方式招聘“农民工”。

看起来三五年内开垦者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但三五年后却立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且只需向官府交纳收成的三分。

换言之，开垦者实际就是明军的入股者。

打工的变成股东。

如此，生产积极性、对明军的忠诚性无疑会大大提高。

也会吸引荆襄本地农民参与开垦荒地。

农民，谁会嫌地少呢。

成为地主，是两千年来所有农民的梦想。

通过利诱办法将荆襄百姓“绑”入明军这架战车，远比同八旗一样强制圈田划庄要得人心。

当日那个小吏赵福源提出不纳粮以吸引外省民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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